一、什麼是客家人？
在傳統的四大族群中，「客家人」是在二二八中相對較少被討論的身份，但「客家」的定義紛雜，目前缺少明確定義客家的方式，而從施添福(2014)的研究即表明：客家是一個方言群或文化群的名稱， 而在臺灣，客家也是一個族群的名稱。換而言之，客家的元素交雜了文化、方言以及族群的因素。若要捕捉客家人的輪廓，必須從這些面向對其進行考察。
在臺灣的歷史脈絡下，客家人經常處於「他者」的地位，其定義多半交給其他族群。舉例來說，日治政府於1905年台灣第一次實施人口普查時，是以省份 （來自福建省、廣東省），而非「語系」 （講福佬話、講客家話），來界定身份。[1]而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繼續採用此種分類方式。直到後續學界承繼了中國的客家研究，才開始研究客家人通常從何處來、擁有怎樣的社會文化、定居的習慣。
通常「臺灣客家人」指的是在1949年以前移民來台的客家人，而在1945～1949年來到台灣的「外省族群」中的客籍人士，被歸類在戰後移民的行列，而稱為「外省客家人」，但外省客家人卻常因共同的集體記憶不同（國共內戰、遷徙來台），而被排除在臺灣客家人之列[2]，所謂的「客家」，也不只外省/本省的差別，還包含原鄉不同而區分出福建/廣東的不同客家人屬性。目前《客家基本法》的定義，則是從寬從文化、語言整體，將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是為客家人。
在討論二二八事件是否隸屬於本省與外省之間的衝突時，常常忽略了客家人的角色。一般來說，「本省人」這個稱呼在語境脈絡下，通常是指1945年前即移民臺灣，且使用臺灣閩南話的漢族「福佬人」，完全忽略掉客家人、原住民等角色，而一概論以「閩南族群」，甚至認定客家與原住民已被「閩南化」。因此，本篇希望以「客家人」的角度出發，討論長期「閩南化」、「福佬化」的過程中，探究客家人在二二八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客家人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
二二八死亡人數一直以來眾說紛紜，參考《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楊亮功調查報告》 、《白崇禧報告》、監察委員丘念臺的研究、吳伯雄的調查及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死亡人數從數百人到十幾萬人都有，而通常都認為，客家族群在二二八事件中佔的傷亡人數不算多，原因眾說紛紜，推論主要有三，一是客家人與福佬人比較之下，多屬中下勞動階層，而二二八事件涉及的是一個外來政權與本土地主階層發生的利益衝突、分配不均，客家人並未撼動到他們的利益；二是客家人本身有一些人脈關係產生保護作用，例如當時擔任新竹縣防衛司令的是劉定國，本身就是苗栗縣的客家人，另一個例子則是奉派擔任新竹縣防衛地區司令兼代新竹縣長的蘇紹文，本身也是客家人，面對客家地區，選擇以不擴大事件的方式，一面勸說民眾、一面以戒嚴方式對抗暴力。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員許雪姬也提到：「他們到台灣來的官員，譬如柯遠芬這些人，他也是客家廣東籍的，廣東跟客家族群的聯繫，似乎密切了一點。」爆發二二八事件時，柯遠芬擔任台灣警備總部參謀長，而他的客家人身份，也被推論為客家人較少傷亡的原因；然而，也有可能只是由於當時參與抗爭的人們所屬的地區跟身份。
由於當時以省籍作為區分，無法明確得知客家人涉及二二八事件的樣態，僅舉桃竹苗、高屏六堆等客家族群主要分布地的故事，及一些客籍菁英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的遭遇，以呈現當時的概況。
三、逃亡與監禁：桃園蘆竹鄉長林元枝的故事
二二八事件在桃園的抗爭，是從蘆竹開始的，當時的蘆竹鄉長林元枝，本身是桃園市蘆竹鄉錦興村人，在二二八事件中，組織公安隊並接管大園空軍機場與國軍對抗，跟隨他的還包含黃玉枝（後來在南崁國中當老師時被捕），率領學生反抗，包含從3月1日開始，率領鄉內武勇青年包圍南崁派出所，接收武器、將鄉公所米糧發放給地方青年，後來因被鄉民告密，戒嚴時期開始逃亡，整起抗爭有四人判死刑，七人判十年以上之重刑，於89年在蘆竹建立二二八紀念公園。
林元枝作為林桂英的堂伯父，林桂英在撰寫口述史提到，在後來被公佈的《林元枝談話筆錄》問答中，林元枝從36年3月中逃亡至41年7月13日，五年多的逃亡期間被鄉民當成英雄，曾於38年幫助李傳芳競選本鄉農會理事長，跟簡吉也有交往，但是否加入共黨，本身有爭議。但就發展組織層面，確實有吸收農民子弟，發展青年社會主義左傾思想，並組織武裝流氓，也因此地下組織一直十分興盛。
林元枝事件後，並未波及到他父系的頂社林家，在二二八時期並未受到影響，但在土地改革下田產被掠奪。[3]在當時，從蘆竹開始，延燒到大溪、桃園、中壢等地，都有不同的青年組成自衛隊，到警察派出所搶奪武器，3月8日國軍到達後，平息二二八事件的桃園武裝力量，目前被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認定賠償的桃園受難者為六十位。
四、軍警掃射：二二八事件在新竹的發展
二二八事件中，常被主流敘事所忽略的城市之一，便是新竹市，新竹舊稱竹塹或竹塹埔，客家人進入到新竹，始於淡水廳建立後的雍正時期，到乾隆、道光年間就呈現穩定的狀況。二二八事件在新竹的發展，一開始是在3月2日早上，人民聚集在城隍廟，焚毀「福興營造公司」和「中華興」雜貨店的貨物，之所以選擇這兩間，是因為「福興營造公司」由外省人經營，「中華興」是福州人所開，都帶有中國色彩，民眾也攻擊當時的外省人，當日下午，軍警開槍掃射群眾，共有八人死亡。二二八事件一路從新竹蔓延至竹東，主要發生的地點在城隍廟、旭橋、虎仔山、埔頂（清華大學附近），學生青年組成自衛隊，當時新竹民眾與學生在旭橋畔被軍警持槍掃射，後來新竹地區開始戒嚴與清鄉，抗爭活動逐漸平息。如今旭橋畔也建了二二八和平紀念碑[4]。
客家電視台推出「少了一個之後」紀錄片，便探討了新竹客家人在二二八事件的角色，當時三民主義青年團（以下用三青團簡稱）竹東分團在新竹成立，劉家榮作為副團長，同時也是當地望族，二二八事件後，劉家榮和團長宋枝發因被舉報毆打外省人，在沒有審判的情形下槍決，但真正原因可能是因為「三青團」的敏感性，戰後三青團是第一個台灣的政治組織，原本初衷是要維持地方治安，也在臺吸收了大量的臺灣團員，在複雜的軍政體系後，背後象徵著中國情治派系的抗爭，也因此各派系的鬥爭蔓延到台灣，藉由二二八事件圍剿三青團人士。
四、菁英消失：苗栗的李瑞漢和李瑞峰兄弟
李瑞漢，出生於新竹竹南海口尾（今苗栗縣竹南鎮），父親李清合是地主，一家四子皆為律師、商人、醫生等職。戰後李瑞漢擔任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李瑞漢曾於三月初召集台北市律師公會開會，後來在3月10日，就突然有自稱是憲兵第四團團長的部屬，以「長官請李瑞漢和李瑞峰兄弟去開會」為理由，連同在客廳的台中市參議員林連宗帶走，從此再也沒有回來，每年3月3日許多團體之所以會有煮魷魚粥的活動，便是因為當時邱己妹（李瑞漢的妻子，客家人）正把鄰居送來的魷魚煮成魷魚粥，並未能品嘗到，就被政府帶走，後來陳儀呈報給蔣中正的辦理人犯姓名調查表中，兩兄弟的罪名為「陰謀叛亂首要」，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處置發生，很有可能是因為李瑞漢在3月初召開的會員會議，曾檢討二二八事件並提出「司法獨立」、「起用本省人」的改革建議給陳儀，而造就了後面的清算。而2006年，竹南鎮民眾代表曾要求將車站前的蔣介石銅像，改成紀念李氏兄弟，卻未能成功。客家電視《二二八。柒拾－少了一個之後》，便透過訪談及紀錄片，了解李瑞漢及邱己妹的故事。
五、族群認同：六堆的客家人
六堆地區，是高雄市和屏東縣境內，共十二個鄉鎮的合稱，從清代在當地組織軍事地域性結盟開始，便逐漸產生不同堆之間的堆別[5]。六堆地區是僅次於桃竹苗地區的次大客家聚落，在當地，有許多不同的學者包含簡炯仁、施添福、林正慧、李文良等研究，都針對客家族群與福佬社區的差異作出比較，得出在社會結構上、原鄉分佈、拓墾路線上皆有根本性的差異，再透過忠義亭祭祀等風俗文化，做出族群區隔，以表達群體認同。
在二二八事件過後，國家表彰日治初期抗日的相關人士，也帶動了前一年成立的「六堆愛國聯誼會」，透過抗日記憶，並特別表彰丘念台等戰前即已移居中國的「半山」群體，強化己身與中華的連結，凝聚戰後的民族意識。看似二二八事件已經過去，如今區分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各族群對於二二八的記憶，可能也沒有實質意義，但仔細觀察，2017年屏東縣縣長爭取將六堆抗日紀念碑現址改為紀念公園時，客家鄉親與客委會都十分支持，不單是體現客家人對於當時抗日犧牲人數的緬懷，也可視為二二八事件後政府鼓勵態度下的價值存續。
六、所謂的「客家意識」的建構
值得反思的是，回顧歷史的過程中可見客家族群或是客家意識的形塑，會隨著不同時期治理臺灣的國家而有不同的歷史形塑，也就是說，族群可能在不同的年代會有不同的定義，從清初對於客家族群連結到傭工、佃耕生活，到康熙後期對於「客」字的負面意涵，後來客家又與「義民」文化結合，這些都與現今的客家定義不盡相同，且台灣社會分成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和原住民四大族群，根據王甫昌的說法，是1990年代才萌生的，藉由後續的建構而完成當初的分類。到如今，客家意識又被賦予語言的文化意涵，客語被視為一種母語傳承。
因此，本文雖然提出客家族群與二二八之間的關聯，但也有反思到客家意識在為了族群與文化傳承而生的建構性成分，進而去理解：在討論客家族群跟二二八的關聯時，客家定義跟客家意識本身，可能是在後面才形塑而成，以重新解釋當時歷史脈絡。本篇便是希望藉由縱覽二二八事件中客家人多元而立體的面貌，與切換在個體與族群身份之間的層次討論，除了能明白整個族群的特殊性，也得以將目光放在二二八事件中長期被忽略的客家人身影。
參考資料：
[1]王甫昌，《由「中國省籍」到「台灣族群」》： 戶口普查籍別類屬轉變之分析，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吳忻怡，《 偶然生為外省人？── 當代台灣「外省客家人」的族群認同形構初探， 以北市梅縣同鄉會為例》，客家公共事務學第十三期，頁 45–64，2016 年 5 月。
[3]《重生與愛 1：桃園市人權歷史口述文集．第一冊》，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2014。
[4]張炎憲, 許明薰, 楊雅慧 、陳鳳華，《新竹風城二二八》，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14年。
[5]陳麗華，《族群與國家：六堆客家認同的形成（1683–1973）》，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11月
鄭鴻生，《二二八事件可以避免嗎？》，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7年2月號（總第159期）
《重生與愛 4：桃園市人權歷史口述文集．第四冊》，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2017。
《重生與愛 3：桃園市人權歷史口述文集．第三冊》，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2016。
《重生與愛 2：桃園市人權歷史口述文集．第二冊》，桃園：桃園市政府文化局，2015。
李筱峰，《快讀228：228短論集》，允晨文化寶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吳聲潤，曹欽榮，《228之後祖國在哪裡？》，台灣游藝設計工程有限公司，2018年。
